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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道明:我觉得男人最大的时尚就是多在家待一待

到了喜欢往回看的年龄了。小时候我家住一个小楼房,院外有一棵很粗的老槐树,夕阳西下,窗帘撒的都是慵懒的光,我愿意看着老槐树的枯枝,因为上面栖满了乌鸦。

常德道小学一年三班,我永远忘不了的一个班级。前些日子和同学小聊,一聊没完没了。我这班同学是从小学一直到中学,因为住在一条街上,所以朝夕相处。

这条街叫重庆道,街还在,老人儿不多了。更多的是为了看这条殖民街的游客们。往日的静谧已荡然无存。

现在体会了什么叫年轻?就是第一次越来越多:第一次上学,第一次工作,第一次恋爱,无数次令人兴奋不已的第一次—什么叫年老?就是最后一次越来越多,最后一次出门,最后一次吃饭,最后一次穿鞋,无数令人沮丧的最后一次。

想起那个年代,制服、自行车,吃的是大锅饭,我庆幸经历过它。尽管经过文革各种运动,包括物质生活的贫乏,但那种单纯带来的美好,始终不能忘却。

那时候世界没有这么赤裸,一个孩子是奔走在理想的大道上,不是包裹在金钱里往前走的。也可能是因为自尊,也可能是因为虚荣,也可能当时社会之风气,让欲望包扎得比较严实,现而今反倒变成了一种美好。

1989年拍《围城》,十集拍了一百天,戏能不能拿奖,能不能火,不在创作的概念里。大家就是在一起完成一个工作,因为那是我的职业。八十年代中期,一部《末代皇帝》三十多集拍了四年,也没有觉得怎么还不拍完。我们天天骑着自行车去拍戏,从东城奔西城,酬劳上,每个月大家都惦着夜宵补助费,因为比片酬多。

等到九十年代开始,文化与商业开始交流,愈演愈烈。庆幸的是,我这些所谓的理想主义的思想,完美主义的念头始终没有放弃—尽管时常被物质崇尚所摧残。

九十年代名利的出现也教会了我轻狂,到什么程度?不自重、自不量力、自以为是。无视了比你能力更强的人的存在,这就是狂。

我说过我不爱交朋友,其实不然。只是交往方式不同,我不会跟别人甜如蜜,也不会让别人跟我甜如蜜。我觉得人真是掏心窝子的时候,就离分开不远了。有时候有朋友跟我说太多他自己的东西,我会制止他。一,这个跟我没关系,对我来讲是没有用的;二,掌握对方太多的东西,会产生一种“悬空”的情绪,永远在两人之间罩着,你把所有的“秘密”都告诉我了,好似肺腑。这种距离不会产生多少美感,到头来只落得个“不在乎”。

走到现在,我并没有觉得它是最好的方式,只是我接触社会的一个最好的方式,可能别人觉得厮守在一起很美好,很快乐,其实也不错。

谈谈工作,我的运气不错。愈发觉得自己没什么不得了,老天不给机会,到现在也什么都不是。这是一个机会主义色彩很重的行业,有时光拿能力说不了话。看看现在这个行业很多现象就明白了。这个年代是只求结果的年代。

跳水与游泳

都说男人最重要就是责任,我理解责任基础首先就是“不欠”。于国—祖国培育了我,所以要努力做到遵纪守法,国家需要我的时候我要尽义务和责任,因为我爱这个国家;于家—父母养育了我,要尽孝让老人为你而欣慰;于妻—要尽力维护这个家庭的利益;于子—因有你这父亲而骄傲;于友—因有你这个朋友而快乐;于人—因为你的存在而有益。这就是我理解的—知恩图报。尽管努力了,还是欠的太多。如果有能力当然如果能为社会做出更大贡献,能为他人做点什么更高尚。

我说过三五年可能会退出。活到老演到老,我不觉得自己有这个能力。观众已经看了二三十年了,还不烦你这张脸,这是很难的。留个念想吧,给人留一个念想可能还好一点。潜下心来自己看点书,再学点别的东西,进入一个平静的状态。我们这个行业一旦走进去,想平静很难。昨天同行朋友给我发信息:是不是又在挣奶粉钱呢?我回个信息:今年不入你们娱乐圈—我庆幸有可进可出的弹力。

在行业里我是属于一猛子扎进去再出来的人,这几年一直是这样进进出出。我是跳水运动员,不是游泳运动员,跳水是入水即出,游泳可就得一直泡在水里了。

名利这个包袱,有点重!这么说有点儿得便宜卖乖的嫌疑:但没有背过的人很难体会,有一些人背了一辈子。我不知道是幸还是不幸,其实这包袱还是可以放下的,它带来的并不完全是美好,权衡之后,就能做出选择了。

我有一句要说的话,拍《手机》说我拿790万,电视台这些美丽的主持人们、编辑们很可怜。她们是被骗者,然后又去骗别人。现在有些媒体的主旋律就是小报文化,“据说”这两个字,好像是免罪金牌,冠以这两个字就可以公然放在媒体上。一条编造出来的新闻可以在任何中等以上的报纸上报道。

“谎言”是文化上一个特别大的暗算,我们经常在生活当中听到这样的话:我实话告诉你,说心里话,说白了吧,我跟你老实说吧,我一点不骗你,我们有多少这样的“真诚惯语”,就有多少谎话产生。好容易说一句实话,而且这句实话还不一定是实话,你一生当中有多少时间说的是实话?骗一个人也就算了,活该他倒霉!如果谎言在社会上呢?

现而今,很多人的生存观完全变了。过去伤害别人觉得自己挺对不住别人的,觉得羞愧;后来伤害不伤害无所谓了,现在,伤害完了还觉得有理,我该伤害你。

我今天戴着墨镜来了,就是要告诉你,其实每个人可以示众的部分不要那么多,不要再释放偷窥这种恶,这个恶适可而止。

有三十岁的朋友告诉我,他活得很焦虑。社会走得太深,你就会焦虑。能对生活多控制一点,焦虑就会少一点。

一天到晚在饭桌上跟人吃饭说话—说的话跟自己毫无关系,说的都是张三李四,王二麻子,好消息、坏消息、真消息、假消息都得搁进去—你就是垃圾桶,你盛也得盛,不盛也得盛。搁这么多垃圾,怎么可能不焦虑?

朋友往往会问:你在家都干嘛?我说什么都没干,发呆呢。

我认为发呆是最放松的事。尝试把自己脑袋放空,哪怕只有几分钟,其实也挺幸福的。

人生大部分是空白,人忍受不了空白就要往里边填东西,给自己加载。其实最好的事儿就是跟好朋友一起发呆。有一起发呆的瞬间,说明关系是多么放松。

我们常常在与人接触时让自己撑着,都是怕话掉地上,话接话,赶快接起来,太累。

而且焦虑感很大一部分来自不自由。我觉得很多人达到“自由”的状态是在“无能期”:退休了,社会不需要你了,年轻人不需要你了,孩子不需要你了,有人认为这是自由,其实那不叫自由。自由不是被抛弃,而是放弃。

我曾经在西北一个庙门口看到一幅对联:“在高处立,着平处坐,向阔处行;存上等心,结中等缘,享下等福。”我一直在体会着它。“在高处立”是说可以站得很高看问题;“着平处坐”,踏踏实实,平等对人;“向阔处行”,就是说心胸要开阔,做事要变通,别走死胡同;存上等心,就是存善良的心,要自律;结中等缘,就是不拒人千里之外,也不零距离接触,中庸;“享下等福”,就是说要能吃苦。

这是一个很难达到的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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