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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可·波罗来过中国吗?

中国人第一次接触到《马可·波罗行记》(又称《马可·波罗游记》、《寰宇记》)是在140年前。1874年映堂居士的《元代西人入中国述》,介绍了马可·波罗父子来中国的详细经过,并特别提到马可·波罗著述《行记》的情况。也是从这个时候起,随着对《行记》和马可·波罗研究的深入,一些学者开始质疑马可·波罗来过中国的真实性。一场持续百年的争论由此拉开序幕。

史家的质疑

如果说欧洲人对《行记》的质疑起初是在对中国这片土地所知甚少的前提下展开的话,那么,随着西方世界对这片土地有着越来越多的了解,特别是《行记》传入它所描述的所在国之后,对马可·波罗的质疑便进入到一个更深的层面。1966年德国学者福赫伯(Herbert Franke),1979年美国学者海格尔(John W.Haeger),1982年英国学者克雷格·克鲁纳斯(Craig Clunas)先后发表文章,对这位威尼斯商人是否到过中国或只在中国北方盘桓而未曾抵达南方等论点提出个人看法。进入上世纪90年代,英国学者吴芳思于1995年写成一本《马可·波罗到过中国吗?》,被看作怀疑论的集大成者。

怀疑论者认为,《行记》中说马可·波罗在扬州做过总管和攻陷襄阳时献计,明显与史实不符。据《行记》记载,马可·波罗到扬州城时,说扬州“被选为十二省城之一”,又说他“曾受大可汗的命令,治理这城三年之久”。关于这一条,我国史书及扬州方志均无记载。根据学者后来的研究,马可·波罗至少有夸大之嫌,他也许有一官半职,但充其量只是一个盐务官员,重要度不足以进入史籍。至于攻陷襄阳时献计,说的是马可·波罗自称蒙军久攻襄阳不下,于是他献出了抛石机的制造工艺,这种先进武器近乎恐怖的威力迫使襄阳守将出降。围攻襄阳发生在1268~1273年,蒙古人用了长达5年之久的时间终于获胜,这是他们征服中国进程中的关键转折点。600多年后,武侠小说一代宗师金庸即以此为背景先后写下了著名的《射雕英雄传》和《神雕侠侣》。对于以虚构和想象为能事的小说,历史学家们大多抱着姑妄读之的心态,但对于作为地理志和旅行实录的《行记》,他们必须深究其真实性。《行记》声称是波罗氏一行建议制造投石机。但事实是,1273年蒙军攻襄阳时,马可·波罗还在来中国的路上,献抛石机的自然不是他。据史料记载,是波斯的亦思马因和阿老瓦丁督造了这种令南宋官兵集体战栗的武器。“亦思马因,回回氏,西域旭烈人也。善造炮。……天历三年以疾卒。”(《元史·方伎传》)。

循着这两大谎言引发的质疑声,一些中外学者不断地找出了马可·波罗没有来过中国的证据。尤其认为,在中国浩瀚的史书之中,找不到关于马可·波罗的记载,马可·波罗在书中也没有对具有中国代表性符号特征的事物进行记载。吴芳思女士在《马可·波罗到过中国吗?》一书中以“挂一漏万”为题列举了几种在中国常见、在当时的西方稀缺、按常理应足以引起马可·波罗注意的事物。如书法,最具中国特色的艺术,吴芳思认为马可·波罗的“不为所动”令人费解。另外,“马可·波罗似乎对食品和美酒有相当大的兴趣,但对茶却一字不提”。依据8世纪后茶在中国的普及程度以及马可·波罗自述的“交游甚广”,吴芳思认为他们一定会被中国人以茶款待。“但波罗对形形色色的用葡萄、米和甘蔗做的酒都做了记述”,“然而在中国逗留了17年而不知这种饮料广受欢迎,这是难以想象的”。此外,始于宋代的上层阶级中开始流行的妇女缠足,到12世纪初叶,几乎家家户户都推行这个习俗,“很难想象一个传奇作家会抛弃有关异邦女性及缠足奇风的记述”。长城,也是他漏掉的一大富有象征性的事物。当时虽然不存在用砖头修砌的长城段——这些多是在马可·波罗的东方之旅之后才建立的(如明长城),但用夯实的泥土或纯黄土筑成的城墙依然壮观。“我感到,即使没有对长城进行大力的扩建和修缮,在13世纪也会有许多用夯实的泥土筑成的长城段留存下来;而一个从西方旅行至中国的人竟然没有注意到长城,这是十分难解的事;可见《行记》漏掉长城是很能说明问题的。”吴芳思在书中说。

此外,还有学者对《行记》的语言提出疑问。德国汉学家福赫伯首先指出马可·波罗在各种印刷本的《行记》采用的人名和地名,不管拼写如何,都是以波斯文词汇为依据的。吴芳思也在书中以“书稿的语言”为题进行讨论,“广泛使用波斯语、阿拉伯语和突厥语的专有名称是马可·波罗的书首先令人迷惑不解的一个大难题。比方说,用一个波斯语的专门名词来称呼中国的皇帝,而你可能以为这个词是马可·波罗在北京宫廷奉侍17年期间学到的蒙古语或汉语专门名词”。这种语言使用的反常,似乎证实了一个流传甚广的说法:马可·波罗只是从在黑海上相遇的波斯商人口中听到了许多关于中国和蒙古帝国的故事。不过北京大学历史系副教授、元史研究专家党宝海表示:“随着马可·波罗是否来过中国争论的越来越热,‘语言说’的首先提出者福赫伯曾站出来澄清自己的言论,虽然质疑语言上的问题,但他从未怀疑过马可·波罗来过中国。”

一条目前学界唯一可以证明马可·波罗来过中国的汉文史料,终被持“马可·波罗到过中国论”的学者杨志玖教授发现。《行记》说,当他出使印度归来时,恰逢伊利汗三使者,他们护送未来王妃阔阔真去波斯,而陆路不通,见波罗熟于海路,遂邀与俱行,拟由海路去波斯,得大汗准许。杨志玖教授从《永乐大典》卷一九四一八“站”字韵引《经世大典》站赤中检出一条珍贵史料:(至元二十七年八月)十七日,尚书阿难答、都事别不花等奏:平章沙不丁上言:今年三月奉旨,遣兀鲁、阿必失呵、火者,取道马八儿,往阿鲁浑大王位下。同行一百六十人,内九十人已支分例,余七十人,闻是诸官所赠遗及买得者,乞不给分例口粮。奉圣旨:勿与之!杨志玖教授认为,其中记载的三位使臣的名字与马可·波罗书中所记的oulatai、apousca、coja完全吻合。马可·波罗不可能看到《经世大典》中所收录的元朝官方文件,他的记载能与汉文史料一致,只能证明这是马可·波罗的亲身经历,他的确到过中国。当然,对杨志玖教授的这一研究成果,持怀疑态度的学者也提出了不同意见。如王育民教授说:“《站赤》这段材料在研究马可·波罗与中国的问题上虽有参考价值,但除证实《马可·波罗行记》所述阔阔真公主下嫁伊利汗君主一事确实存在外,并不能确切表明马可一家与此事有任何直接联系。”

原始证明资料的匮乏并没有难倒持“马可·波罗到过中国论”的学者们。他们指出,《行记》的记录中,对许多事物的描述具有史料意义上的不可替代性,这些点点滴滴就是马可·波罗旅居中国的最有力证明。在党宝海看来,关于当时宫廷的奢华、南方城市的繁荣、市场的活跃等,没有任何汉文史料和外国作品能比《行记》更为详细、生动。而凭借一些已知的史料,我们也能推导出《行记》描述的真实性。比如,对中国城市的细致观察是《行记》的一大特色,“马可·波罗对忽必烈新建都城北京的记述是极其充分的”。例如波罗对北京城市布局的记述重现了一个可以辨认的城市,其棋盘形格局现在仍可以在许多地方见到。马可·波罗记述环绕该城的许多土城墙,“其整体呈正方形”,“都设有城垛,墙面都用石灰水刷白”。这大概描述的就是现在名叫“北土城路”、“西土城路”在当时的样子。

马可·波罗描绘苏州,“它的桥梁有6000多座之多,其宽度足以让一两条大木船毫困难地驶过”。苏州的街道往往与架有小石桥的狭窄的河道并行,妇女们在河边洗衣洗菜。在他的笔下,杭州那个湖泊四周有寺庙大宅环绕,湖面上布满了油彩斑斓的平底画舫,由舟人用蒿撑着徐徐前进,好让游客从从容容地吃一顿丰盛的野餐。与此同时,游客还可以“尽情眺赏所经之处的各色美景”。《行记》记述的许多内容,被汉文资料所证实,因而它已经和许多汉文资料一起被用来重现13世纪末叶中国的日常生活。

吴芳思在当年的书中,认为马可·波罗并未到过中国,最远顶多到过黑海,他对中国的描述,很有可能是从波斯史料抄来,或是从别人口中道听途说而来。针对这一论断,党宝海认为,“这一论点在学理上来说是站不住脚的,她无法拿出可靠的证据。比如马可·波罗是抄的波斯史料,或者从谁口中听来。相反,目前在世界都享有地位的波斯史籍中,关于中国的部分,比《马可·波罗行记》要逊色得多。关于杭州,在波斯史籍《瓦萨夫史》中的描述比《马可·波罗行记》差得更远,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马可·波罗没有什么东西可抄”,“比较客观的态度,也是谨慎学者的观点,在没有找到其他确切证据之前,我们还是承认马可·波罗到过中国”。

马可·波罗没有对中国一些符号性的东西进行记载,也许是由马可·波罗的身份决定的。根据蔡美彪教授在1991年的考证,马可·波罗在元朝是斡脱商人,是色目人中与忽必烈有较亲密往来的官商,因此会被派到各地进行商业活动。作为商人,马可·波罗关心的更多是与经济相关的事物。“西北地区确实有夯土长城,当时马可·波罗的主要旅行路线是集中在元大都到西南和东南地区,中国的西北他很少去;汉代的夯土的城墙在西北的大地上,是否真的是那么的显而易见,除非是专业研究者,一般人很难注意。”党宝海说。

伴随着争论,越来越多的证据倾向于马可·波罗确实到过中国。2012年,德国学者博汉思出版了新作《马可·波罗在中国——来自货币、食盐和税收方面的新证据》,书中写到马可·波罗的记述涉及纸币的多个方面,如生产制作、大小、颜色、面额等,在中世纪东西方作家的相关著述中是最为完整和真实的。书中也探讨了食盐在元代的生产、加工,马可波罗对盐的生产的记录是基本可信的,博汉思做了一些计算,证明原以为书中具有夸大成分的一些数据都是在合理范围内的。党宝海也有新的发现——马可·波罗在书中记录过忽必烈的柳林狩猎,是在北京东南郊外一个名叫Caccia Modun(意为“独树”)的地方进行,这个地名从未出现在其他文史资料上。去年在山东灵岩寺元代的圣旨碑中,发现了“戏出禿打”这个地名,经研究考证这两个地名是对应的,“除了《马可·波罗行记》和元朝的圣旨碑外,在任何地方找不到这个地名”。

彰显的地位

让我们回到《行记》撰写的最初时期来追寻发生这个争议的根本原因。已经遗失的《行记》原稿是用代笔人鲁斯蒂谦本人最熟悉的语言写成,那是一种中古法语,“非常古老又非常粗鲁的法语”。这种介于法语和意大利语之间的语言,给早期的翻译家造成很多困难。因为在鲁斯蒂谦写书的时候,法语尚未获得充分发展,因而他在语言的运用方面显然不正统。再加上多次的转抄,抄本将近200个,也许,《行记》最初的形成方式,就已经为其在后世引发如此大的质疑和争论埋下了伏笔。

对中世纪的欧洲人来说,那些发生在东方世界的有如天方夜谭的奇闻轶事,既令他们惊讶,又令他们怀疑,更令他们向往。在质疑和向往中,引发了像哥伦布这样的探险家们的好奇,并驱使着他们去冒险,从而带来改变世界的地理大发现。如果说17年后回到家乡的马可·波罗不过是无数旅居中国的西方人中的一个,对《行记》问世后的质疑与向往带来的地理大发现,则使他成为一位开辟中西方直接联系和接触新时代的先驱。同样,《行记》的影响和作用也日益突显。首先带来的是地图绘制的变化,自那之后许多的欧洲地图上的中国地名都是根据《行记》来标注的。党宝海认为,“没有任何一本地理书在对中国记载的丰富程度上超越《马可·波罗行记》”。直到现在,中国的学者仍将《行记》作为史料来研究,它具有让专业研究者不断去研究它的价值,几乎每次研读都能有新的收获。

随着时间的推移,学者们围绕马可·波罗是否到过中国的问题争论,其意义已从另一个层面展现在了我们面前——无论是亲历还是转述,马可·波罗确实早在700多年前,就将中国介绍给了西方世界;西方世界对中国较为全面的认识,确实始于马可·波罗。这两个确实,无疑奠定了马可·波罗作为中西文化交流先驱者和伟大使者的地位。这位出生于意大利的商家子弟,作为人类历史上最著名的旅行家和探险家之一,与玄奘、哥伦布等一起进入了不朽者的行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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